本報記者 王曦煜

30年，深圳滄海桑田。

這個30年前的小漁村，如今已躋身全國大中城市前列。而立之年的深圳，仿佛站在一個路口，回望過去，展望將來。

1979年3月，國務院批准將廣東省寶安縣改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深圳市劃出327.5平方公里試辦經濟特區。當時的美國《紐約時報》驚嘆，“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從此，深圳開始艱巨而光輝的前行之路。

此後，一種決絕的自信和開創的精神就一直沉澱在深圳的腳步中。1981年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梁湘曾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什麼都不怕，千秋功罪，讓後人評說吧！

30年過去了，我們這些後人看到的，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深圳。2009年深圳市本地生產總值達到人民幣8201.23億元，比1979年增長979倍，年平均遞增25.8%。現在的我們很難想象，30年前的深圳只有2名工程師：一個是獸醫，一個是拖拉機修理工。而如今，深圳已擁有了科技人員25萬人。

30年間，深圳人以“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一次次突破舊觀念的束縛。在深圳的發展歷程中，創造了很多第一：1983年7月，新中國第一只股票由深圳市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發行，深圳成為中國証券市場的先行者。此後，深圳落下了新中國建國後土地拍賣第一槌，土地拍出了106萬元，當地房價第一次飛漲。同一年，《深圳市臨時工社會保險試行辦法》為外來工提供了做夢的資本與保障。任正非、王石、潘石屹等人從這一年開始了他們各自的現代企業夢，就是這些人，後來創造了華為、萬科等大名鼎鼎的企業。

多年以前的深圳，曾創下“三天蓋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曾流傳過“時間就是金錢”的名言。不過現在三十而立的深圳，在沒有了特區優惠政策的庇護下，將何去何從？

在30年的節點上，也有學者對深圳的未來表示懷疑。葉檀在《特區三十年，深圳的徬徨！》一文中說，“當市場化不再成為某個城市的特權，深圳的特殊政策反而成為前行的桎梏。這座本應更加開放的城市開始自怨自憐，甚至顯露出官僚主義的弊病，在某種程度上既喪失效率又喪失公平”。

但是，對于深圳的未來，日前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給出了答案：深圳將在新起點上“走出一條新路”。王榮說，守攤子是沒有前途的，深圳應該再創新業。創新是深圳之魂。未來深圳三大支柱產業將是更具創新的“新能源、互聯網和生物醫藥”。

30年的無畏前行，讓創新的基因深入了深圳的血統。在美國《商業周刊》今年公布的“2010年度全球科技企業一百強”排行榜單上，比亞迪這家深圳的企業躋身前十強。在未來，深圳或許將崛起更多的創新企業。

深圳是個特別的城市，從這個城市流行的音樂就可見一斑。上世紀80年代，周峰的一曲《夜色闌珊》讓他成為中國流行音樂的第一代巨星，吸引了內地無數青年奔向這個“夜色明亮”的城市；30年後，深圳誕生了陳楚生、周筆暢這些原創型歌手。這個以經濟著稱的特區，另類而原創的歌聲，似乎讓我們聽到了這個城市的密碼。

走過30年的深圳，幾經風雨。如今的深圳，已經不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而立之年的他，可以挺起腰板前行，因為這個城市的未來，就在那些創新者的手中。

    在深圳30年的風雲激蕩中，湧現了無數讓我們後人驚嘆的卓越人物，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眼光展現了先行者的決絕。他們行色匆匆卻披荊斬棘；他們壓力巨大但從容應對；他們目光深遠而腳踏實地。他們是深圳30年變革的先行者。


袁庚：深圳改革的“空降馬前卒”


在很多人看來，袁庚是一位“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擲”換來“蛇口這個試管嬰兒誕生的“空降兵”。他穿行在斥責與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國改革急先鋒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在20多年的好朋友──原《人民日報》記者陳禹山眼中，“他是一個偉大的英雄，但他並不被熱愛，因為他是一個‘不聽話’的壞孩子。”

袁庚的經歷相當複雜。他1961年任中央調查部一局副局長，曾破獲轟動世界的國民黨謀劃暗殺劉少奇的“湘江案”。1975年10月，他調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受部長葉飛委派調查招商局經營狀況。完成調查後，他寫了一份請示報告，他在報告中所提的建議成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具體內容。1978年，他主持招商局工作，率先提出要在寶安縣(後來的深圳)建立一個外向型的工業區，選址深圳南部的蛇口。

老一輩的經濟學家宦鄉曾說：“袁庚之所以搞出個蛇口，就是因為他對中國的計劃經濟一竅不通、一無所知。”此言被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頗有“炫耀”的味道，但是炮兵團長出身的袁庚並不是一介武夫。

袁庚在蛇口開始“破冰”──他率先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第一個進行民主選舉；在全國率先實行人才公開招聘；第一個改革人事制度，凍結原有級別、工資等級，實行聘用制；第一個實行工程招標；第一個進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個實現住房商品化；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第一個企業自辦的對外開放港；創辦第一家企業自辦的股份制銀行；創辦第一個股份制保險公司。他接手時，招商局只有1.3億(人民幣)資產，他離任時，招商局資產超過200億。

然而，袁庚的強勢也讓蛇口多少打上了他的個人烙印。以至于1992年75歲高齡的他交出管理了15年的蛇口後，蛇口迅速沒落，直到2004年蛇口開發區被正式撤銷。數十載苦心，一夜灰飛煙滅。

晚年的袁庚總是感嘆，說他犯過一個歷史性錯誤。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誠、巨賈霍英東為首的13位香港企業家來到蛇口，提出入股共同開發這塊土地，當時被袁庚婉拒。晚年袁庚覺得，如果當時答應了，那麼蛇口就是另一番局面。歷史沒有假如，當年62歲的袁庚在蛇口急先鋒的姿態，已經被永載史冊，而晚年的他，住在蛇口的海邊的公寓，遙望對面的香港，不知道是怎樣的心情。


王石：第一桶金淘自深圳


作為起點的深圳，王石一直很看重。他說：“不是央企和大型國有企業，而是雲集了大量在行業內處于翹楚地位的真正民企品牌的城市，只有深圳。”

出生于南方城市廣西柳州的王石想法一直和普通人不同。“我祖上曾入清朝的鑲藍旗任將官，太姥爺是張作霖的少將旅長，東北軍不抵抗時，出家當了道士。”王石一直認為自己身上還流著祖輩們野性、躁動和不安分的血液。

年輕的王石，心頭始終存在著要出人頭地的念頭。1980年，王石進入廣東外經委負責招商引資工作。但他在1983年就來到深圳創業，一切從頭開始，他做貨場搬運、飼料推銷，還兼司機、出納。當時王石靠做中介商賣玉米賺了第一桶金300萬元。

1984年，王石開辦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什麼賺錢就幹什麼。“我那時也是投機高手，除了黃、賭、毒、軍火不做之外，基本都涉及到了。”

1988年，王石的企業更名為“萬科”，並以黑馬姿態衝入房地產行業。1989年初，萬科完成了股改，成功募集到2800萬元資金。1991年1月，萬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碼0002，成為最早上市的房地產公司。如今的萬科，已經超越了美國最大的住宅企業帕爾迪公司，成為全球住宅企業的銷售冠軍。 日前，萬科啟動了深圳的幾個房產項目。王石說，深圳曾經提出過一個“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先鋒城市”目標，他覺得這個提法比較好，深圳就應該做在創新方面走在前面的城市。


麥伯良：在深圳打拼出“世界第一”


1980年，中集由香港的中資機構招商局集團與丹麥寶隆洋行合資興建，雙方各占50%的股份，經營權歸丹麥方面。由于公司經營不善，到1986年，注冊資本300萬美元幾乎全部虧光。招商局最終對中集“內部清盤”：保留中集，由麥伯良“主刀”大裁員，當時中集從330人銳減到59人。 

裁員後，中集為了賺一點錢，馬路圍欄、家裝的鐵門、鐵窗等都幹過。麥伯良當時負責各項工程的總調度，同時還兼做質檢員。他回憶說，“沙角發電廠建設的時候，有個煤碼頭，我們就做煤碼頭的鐵圍欄，碗口粗細，很多。我記得在車間里排列了一長溜，發貨了我就去檢查。在檢查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老兄開著叉車裝貨，‘膨’地一聲撞到了圍欄，一溜圍欄都倒下了，當時我根本就沒有地方退，比較幸運的是只軋到小腿，扎斷了兩個腳趾。” 

“第二天我們的調度會就搬到醫院去開了，我在醫院住了幾天後，我們的司機(後來成為南方中集總經理)，他每天到我家里背我上班，背我去辦公室，在辦公室里我這個腿就這麼吊起來。” 

1987年，中集開始重組，中遠集團的進入為中集帶來了大批的集裝箱訂單，從此中集步入世界集裝箱市場。1996年中集擊敗韓國企業，做到了世界第一。

在麥伯良心中有兩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一件是中集成為世界第一，另一件則是中集的團隊。“中集很多中層幹部是那時的59個人之一。麥伯良常常說起一句話叫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中集的團隊至今沒有一個人出現大問題，這令麥伯良感到欣慰。


孫磊：將“深圳設計”帶向太空


孫磊成名源于2003年的神五航天表，他是該表的設計師。此後，神六、神七航天表皆出自他之手。

這些手表，與其說記錄了時間，不如說刻錄了設計師關于生活的藝術靈感。1992年，孫磊從沈陽航空學院工業設計系畢業，到深圳進入飛亞達成為駐廠設計師。那個時候，沒人知道什麼叫駐廠設計師。孫磊也曾困惑過自己的身份，默默無聞“單打獨斗”了好多年。一直到2000年開始研制航天表時，公司才成立工業設計部門。孫磊的命運也開始了一次跳躍。2003年10月，深圳設計的航天表伴隨著楊利偉圍繞地球飛了21圈，中國至此成為了全球第二個能夠自主制造航天表的國家。

航天表，讓孫磊廣為人知，就連國際頂級設計大師馬田卡尼也打電話稱想與飛亞達合作，尤其想要與孫磊合作設計手表，孫磊還成為鐘表王國瑞士特別邀請的世界30位名人之一。

有時候，成功只是過程中的附加產品。18年來，孫磊把手表這玩意兒研究得特透徹。似乎越局促的空間，越能逼出“突破重圍”的創意精神來。讓他頗為得意的一款手表是飛亞達20周年時推出的高級定制表──方形陀飛輪表。這款名為“記憶”的手表價格高達36萬元人民幣，靈感來自于老式的卡帶。

最近幾年，孫磊率領的設計團隊每年都為公司開發40到50項新產品，今年7月份，他還剛從德國捧回了被譽為設計界“奧斯卡”的紅點獎。

設計的靈感來自生活。孫磊平時喜歡收藏雪茄、紅酒。偶爾也設計首飾、鋼筆、皮箱、普洱茶具等做調劑，呼朋喚友擺龍門陣。他常在聊天中獲得靈感，然後回家對著一面牆壁，把靈感系統地整合出來，“好玩的展示給別人，不好玩的自己存。”

“設計就是這樣，一邊天馬行空，一邊否定修正，然後才能向前。”孫磊說，“深圳給了我靈感和舞台”。


李鋰：執著深圳夢造就新首富


李鋰引起轟動是在今年的5月6日，海普瑞在深交所創業板正式挂牌上市，創下A股最高的發行價，以當天開盤價計算，海普瑞的創辦者李鋰夫婦一夜之間變身為中國的新首富。此前，海普瑞及其創始人李鋰幾乎從未出現在公眾視野，也沒人關心肝素鈉到底是什麼。

財富的積聚似乎來得突然，質疑也隨之而來，但事實上這段財富傳奇的背後，卻是主人公幾十年如一日對專業研究領域的執著與信念。

1964年出生的李鋰，是四川人，大學讀的是成都科技大學(現為四川大學)的高分子化學專業， 1984年，還在上大三的他，就休學研究肝素鈉。肝素鈉是粘多糖硫酸酯類抗凝血藥，由豬或牛的腸粘膜中提取。“那時候有一種氛圍，我們這些學理工科的，都覺得要整出點技術、產品，中國才能發展。”

其實，李鋰的第一份工作和肝素鈉毫無關系。1987年，他到成都肉聯廠下屬的生化研究所工作，研究膽紅素標准物質。1990年，成都肉聯廠由于改制等原因，李停薪留職，又回頭研究肝素提純技術。1998年4月，李鋰南下深圳創立海普瑞實業，繼續大學時的夢想。

李鋰稱支撐海普瑞獲得成功的基礎，是自己花費七八年時間摸索出的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與國外迥異的肝素鈉提純工藝，這保証了海普瑞產品的穩定、可靠。據介紹，在最初的幾年，李鋰“除了碰壁還是碰壁”。在他的印象中，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見過太陽，沒白沒黑地呆在實驗室。

就在海普瑞上市前一周，李鋰在給母校校友會的一封信中寫道：“立志要早，入業要早，笨鳥先飛，目標始終如一。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專業化是發展和成功的必由之路。”專業、專注，也正是李鋰創業之路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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