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的悖論


文_王 珺

新春伊始，各地頻現“用工荒”，不僅珠三角、長三角缺工，連四川、重慶、安徽等傳統的勞務輸出地也頻頻告急，而且從技工蔓延到普工。與此同時，人保部門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為630萬人，比2009年的611萬多19萬人，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一邊是“就業難”，一邊卻是“用工荒”，這看似矛盾的兩面糾結在一起，恰恰反映了我國經濟結構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就業的結構性矛盾


目前，就業市場之所以出現“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的局面，根本原因是就業市場供需之間的結構性不平衡。這幾年，大家都在談論新生代農民工，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首提這一概念。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不久前發布的“新生代中國青年農民工研究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了農民工總數的60%，他們更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希望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在就業上，他們和老一代農民工最大的不同是，工資已經不是他們找工作的唯一考量因素，他們更在意工作環境、是否開心和個人價值的實現，工廠化、大規模、流水線式的枯燥工作環境，已經難以讓他們滿意。

事實上，這些特征不僅存在于新生代農民工身上，也是“80後”計劃生育一代的整體特征。而對這一代大學生而言，他們比農民工的選擇余地更大。大學生就業難的情況這幾年越來越突出，但即便如此，大學生們寧願失業，也不會到東莞大朗的毛紡廠做一般工人，因為他們需要的是工作環境好、能展示才能的白領工作崗位。

這是勞動力市場需求方面的情況。而在供給方面，以往的就業結構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工廠還是原來的樣子，工作環境一成不變，工作崗位大多還是藍領的工作，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從歐美、日本的情況看，當第二產業不能提供足夠多的體面工作機會時，很多人會進入第三產業就業。和一般人的理解不同的是，第三產業除了餐飲、旅店、商業等傳統領域外，也包括金融、保險、教育、政府部門等廣闊的領域，它提供的是更為個性化的服務，工作環境和社會評價比較高。而從我國的大環境看，第三產業還很不發達，因此還不能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部門。

另外，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以前即便在城市，學生一畢業就要馬上工作，不管工資多少，重要的是能夠補貼家用。現在不同了，有媒體報道年輕人“啃老”，這種現象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有“老”可“啃”，不工作也沒有生存壓力，因此可以等到有滿意的工作為止。

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就業需求和供給上的不適應。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大學生，他們需要的工作社會不能提供，于是出現了“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的尷尬現象，這反映了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不適應勞動力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就業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年輕人對工作崗位的挑揀，不是某些人所謂的“挑剔”、“眼高手低”，而是人的解放，人不再單一地只受經濟因素的驅動，而更看重個人感受、發展前景等精神因素，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產業升級主要是企業的事


盡管用工荒提高了農民工的議價能力，提高了他們的工資和待遇，但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這是因為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不支持農民工工資的大幅提高。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個產業的競爭力就在于低工資和低成本。一個售價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加工它的中國企業只得到了0.35美元；一雙售價100美元的耐克鞋，中國企業的加工費只有5美元。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工資從1000元提高到1100元還可承受，如果到1500元，企業可能就要關門。高工資必定伴隨高失業，所以工資水平不是越高越好。

這就有一個產業升級的問題。珠三角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開始于1980年代初，已經有了30年的歷史，而長三角則普遍比珠三角晚了10年左右，珠三角產業升級的壓力因此更大。這幾年來，珠三角的產業升級一直在做。這里有必要先澄清兩個概念：首先，很多人認為產業升級就是中國放棄玩具、鞋子這類附加值低的產業，轉做高科技和第三產業。這種理解是不對的。不能籠統地說玩具和鞋子就是低附加值的，關鍵要看你處于產業鏈的哪個環節。意大利、法國也有很多和制鞋、服裝相關的產業，但附加值很高，那是因為它們處于這個行業的高端環節，而中國雖然制造了每年世界上120億雙鞋子中的80億雙，但我們一直處于這個行業的低端環節，所以利潤很少。不能因為我們處于這個行業的低端環節，而把產業升級理解為放棄這個行業。事實上，這些行業向高附加值發展的潛力還是很大的，這依然是產業升級的空間。

此外，從全社會看，高科技行業是戰略性的，而不是支柱性的，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所以，經濟的正常周轉與運行不是用高科技行業替代傳統的優勢行業的問題，而是這兩類行業都需要並行發展的問題。因此，任何發達的經濟體都不會因為戰略性新興行業有前途，而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全部發展這些行業，從而徹底放棄傳統優勢產業，這種看法是不切實際的。

其次，產業升級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不止一種方式，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服裝、毛紡等行業，一般採用資本替代勞動力的方式，通過購買機器替代人力來降低成本；而玩具行業基本要靠手工操作，沒辦法通過機器來替代，一般會採用產業轉移的方式，把工廠轉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有些制鞋企業以前會做10美元以下的鞋，現在30美元以下的不做；有些企業把設計、研發和接單的業務留在東莞，把制造車間移到湖南，在當地雇佣更多的人；有些電子企業會從東莞的清溪集群式地搬遷到昆山，從外貿轉做內貿……這些都是珠三角這些年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式。

需要強調的是，在任何國家，產業升級都是企業的事，但政府不是無能為力，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和提高環保、勞工等方面的准入標准來加以引導，但不能越俎代庖地替企業做決定。而且出台和提高准入標准的時機和程度很重要，環保標准應該嚴格到什麼程度，最低工資應該提高到多少、何時提高，這都是對政府調控能力的巨大考驗。這里面潛在的風險是會出現產業的空心化，舊的走了，新的沒有來，導致一個城市甚至整個區域的衰落。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一個地區的產業升級空間十分有限，比如說，輕紡工業就比重化工業容易升級，一旦重化工業出現產能過剩，並要進行轉型，這種轉型的困難就比輕紡工業大得多。比如英國的利物浦、曼徹斯特，曾經是著名的重化工業、鋼鐵業中心，後來卻衰落了，為什麼那里不進行產業升級呢？根本原因在于，鋼鐵業的搬遷成本很高，人可以走，但機器走不了，老板往往會卷錢走人。

當然，中國還不到那一步，中國的重化工業還不成熟，多數是輕工業，搬遷、轉型的成本相對比較低，不太容易出現空心化。而且中國的政府很強勢，手中掌握很多的資源，調控能力很強。關鍵的考驗在于把握調控的邊界和時機，拿最低工資來說，政府既要順應提高農民工待遇的呼聲，又要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其中平衡點在哪里？政府要拿捏得恰到好處。

廣東前幾年提出要“騰籠換鳥”，淘汰落後的產業和產能，為此提出“雙轉移”，在粵西、粵東、粵北和湖南等地建設產業轉移園區，這些方向是對的。但具體應該通過什麼樣的政策工具、出台什麼樣的調控措施、在工業用地價格、環保、最低工資、規劃等方面出台哪些具體的規定和措施來實現這個目標，尚有待清晰。


服務業的瓶頸


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容納的勞動力最多、平均收入最高、工作環境整體上也比第二產業好。要破解“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的悖論，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和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最大的不同是，制造業是供給創造需求，服務業是需求創造供給；制造業以資本和物為主，服務業則更多取決于人力資本的發揮程度；制造業講求的是規模經濟和標准化，產品整齊劃一；而服務業是一個以滿足人的個性化需求為特征的行業，市場是分層的，不同收入、不同年齡、不同知識水平、不同的每個人，他們對服務的需求都是不一樣的，這就需要有人提供有差別的個性化服務。隨著社會的發展，這方面的需求增長很快。而這恰恰是中國的軟肋。無論是建酒店還是居民小區，我們總是強調投入了多少錢，採用了什麼樣的設備，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所以，很多酒店水龍頭出水不暢，很多小區不能提供人性化的服務，我們一般歸結于硬件不行，卻沒有意識到人力投入不足，服務不細致的問題。

服務業因為主要和人打交道，對市場環境、產權保護、公平競爭要求很高，但在我國，目前經濟領域壟斷和不公平競爭的情況還很普遍，很多行業和領域還沒有開拓出來。而且地方政府在過去30年已經發展出一套如何促進制造業發展、如何招商引資的邏輯，並形成了路徑依賴。對如何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則沒有多少認識，往往感到無從下手。要完成新的轉變，會有一個不適應的過程。而要實現發展模式的轉變，背後的機制、政策如何配套，目前學術界也還沒有多少系統性的研究。

但對亞洲四小龍來說，這種轉變已經進行了差不多20年了。以台灣為例，從最早的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到目前以服務業為主、主要為本地人提供服務的均衡發展，其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在“用工荒”和“就業難”同時來襲的當下，有重要的現實和長遠的意義。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本文由本刊記者趙靈敏採訪整理。)


“用工荒”會撼動“世界工廠”地位嗎？


文_劉開明

2008年9月到2010年3月，沿海地區的農民工遭遇了過山車般的命運撥弄。當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機的大浪席卷過來時，工廠紛紛關閉，失業農民工人數多達2000多萬。2009年5月以後，出口形勢日漸好轉，“中國工人”又因為幫助國家“成功保八”而榮登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榜亞軍。在2010年春節過後，接踵而來的大量訂單，讓工廠喜出望外，但招不到工人的恐慌卻傳遍大江南北。

各路高人紛紛就此發表高見，見仁見智，有人喜有人憂。據我個人的觀察，來自基層企業方面的聲音，一般都憂心如焚、疑慮重重；而來自官員、學界和名流的看法多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民工荒”能倒逼企業提高工人福利，甚至促進產業升級，改善工人權利，憂的是面臨本幣升值、成本上升的困境，加上用工短缺，一些中小企業可能無法渡過難關，經濟受影響，失業率增加。筆者認為，不論從哪個角度分析，都無法回避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廉價勞動力取之不盡的時代正在結束，以廉價為基礎的“中國制造”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世界工廠”的秘密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到2005年，中國即有100多種產品的出口量位居世界之首。“中國制造”充斥世界各地。

為什麼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制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我認為，這個“世界工廠”的秘密或者所謂“競爭力”並不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或者全球化，而是低工資低福利的廉價勞動力導致的產品低價格。2002年中國制造業每小時的平均報酬僅為0.57美元，即便最近幾年有所增加，也只是美國同期每小時報酬21.40美元的6%。有專家指出，2004年中國因雇佣農民工一項就節省了11462億元的工資開支，相當于當年中國GDP的8.5%，這大體相當于中國當年的經濟增長率。2007年城鎮職工年平均收入24932元，以原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的數據，當年農民工人均年收入為12000元左右，兩者差距約為12900元，這龐大的節省被作為“勞動力紅利”變成國家和企業發展的原始資本積累。

多數農民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及福利。盡管在2004年以後，政府敦促企業為農民工支付法定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但直至2008年底，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人數僅2416萬人(相當于總人數的10.69%)，參加醫療保險人數為4266萬人(相當于總人數的18.93%)，參加失業保險人數為1549萬人(相當于總人數的6.85%)，參加工傷保險人數為4942萬人(相當于總人數的21.92%)。由于長期的低工資和低福利，極大地降低了“中國制造”的人工成本，令中國的出口加工企業獲得豐厚的利潤，也使其在國際市場中贏得競價優勢。

“用工荒”正在用市場的力量改變“廉價勞動力”的現狀，使“世界工廠”的人工成本、管理成本、招聘成本、培訓成本進入上升通道。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解決途徑，企業的現有利潤空間可能會被大幅壓縮，經營的困境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產業，乃至整個經濟格局可能會更加失衡。


“倒逼”不現實


許多專家認為，“民工荒”給了中國企業一個很好的契機去倒逼產業升級，甚至倒逼國際市場定價權；“中國制造”也因此獲得了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的增值機會。筆者以為，在現有產業格局和勞資關系沒有根本調整之前，這些良好的願望只能是黃粱美夢，很難有兌現的可能。

長期以來，多數企業依靠廉價人工獲取高額收益，很少人關心產業的內在動力，諸如人力資本、核心技術、市場開拓等等。“中國制造”只見低技術外延式擴張，難得高技術的內涵式增長；而以排斥農民工市民化的戶籍制度則讓中國經濟不僅成為技術和市場均在外的“外向型經濟”，還是勞動力在外而且頻繁流動的“外勞型經濟”，也是既沒有自主品牌、又沒有創新技術、也沒有穩定勞工的“外源型經濟”。這種虛胖無力的經濟結構缺乏穩定而持續的內源力量去推動中國工業的產業升級或者轉型，就把“中國制造”定格在國際生產分工體系最低端的加工環節。

為了抵消人工和原料上升、本幣升值的成本壓力，以技術和生產率提高為基礎的升級可能是不少企業的想法。不過，技術和生產率的提高都必須依賴勞動者職業技能的提升，也離不開員工的穩定。但目前並沒有一種有效機制能夠在短時期內大幅度提高工人的技術，也沒有辦法把企業的員工流失率降下來。產業升級所必須的內在動力嚴重缺乏，何來能力向上提升？

既然“中國制造”被定格在國際生產分工體系的最低端的加工環節，而且缺乏向上提升的內在動力。那麼“中國制造”憑借什麼來爭奪國際市場的定價權？我看是願望很好，希望渺茫。

中國國內市場長期處于高收益、高增值領域被壟斷，而高競爭、低增值領域疲軟的局面，加上終端銷售渠道對生產廠商的不公平壓榨，以及高稅收政策和腐敗盛行的營商環境，導致國內市場的經營風險始終居高不下，反而是依附在跨國公司的供應鏈上更安全、更省事。所以，當金融危機的風暴漸去漸遠之時，加入國際市場的爭奪戰不減反增，廠家之間的殺價和相互拆台情況並未好轉。除了少數有獨創技術和高品質的企業外，絕大多數工廠仍然沒有任何與國際客戶的議價能力。因此，在被國際大公司壟斷的重要市場，例如歐美、日本，中國企業倒逼跨國公司提高產品價格的幾率微乎其微。


“世界工廠”暫時無憂


雖然目前的用工成本和其他經營費用有所上升，但距離合理工資水平還有不小空間，加上法定福利、環境保護和原材料等各個方面仍有很多空子可鑽，多數企業完全有自我消化的空間，只是經營難度提高了一點。從總體上看，雖然中國大陸的人工成本超過了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但如果考慮到勞動生產率、運輸和原材料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未來10年，“中國制造”仍然能夠保持廉價的優勢。

根據我與一些西方跨國零售商和品牌公司交流，發現大多數西方公司短期內難以離開中國大陸而選擇其他成本更低的國家。原因有四：第一，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尚沒有形成像中國大陸如此龐大的加工體系和原材料供應鏈，無法滿足跨國大零售商和品牌公司的巨額採購需求，他們會增加供應商來源地的多元化，有些企業甚至會增加到東南亞和南亞的採購量，但中國仍然是其最主要的採購地。

第二，中國大陸已經建成完善先進的物流運輸系統，形成了以香港、深圳、廣州和上海為中心的國際貨運中心，加上大連、青島、寧波、廈門等港口，以及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發達公路運輸網，構成了一個高效率的供貨系統，這是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在10年內達到的。

第三，中國具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人隊伍，而且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熟練程度普遍優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大陸出口工廠的生產線工人大約在8000萬人左右，其中農民工大約6000萬人，總體上是廉價聽話且吃苦耐勞，易于管理，也是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嘆為觀止的，例如越南最近十多年大力發展出口工業，但其出口工業員工總量只有200多萬人，不及深圳的一半。

第四，目前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是依靠貿易商和品牌商、零售商合作分配訂單以及監控生產過程，貿易商參與採購、工廠選擇、運輸以及風險分擔等各個環節，香港、台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已經在長期的國際貿易中形成了貿易中介的優勢地位，很多零售商和品牌商依靠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商進行產業鏈的管理，而中國大陸距離這些貿易商在地理、語言、文化上最接近。

基于這四個原因，未來10年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無人能撼。

但是，如果我們的企業躺在這些優勢上睡大覺，那麼失敗可能會來得很快。所以如果想繼續生存下來，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建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培養企業向上提升的內在動力。

企業要怎麼做才能達到這個目標？據我個人了解，要多數中小出口企業花大錢開拓新的市場，或投資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都不切實際，很多企業即使有心也無力。最切實便捷的途徑就是以現有基礎深挖潛能、提高生產率和產品質量。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員工的穩定和技能培養就是關鍵。所以，我認為中國工廠到了必須重視員工的時候了。

重視員工不能僅是加工資了事。增加工資當然很重要，但遠遠不夠，而且坦率地說，大多數工廠的加薪幅度有限，難以滿足工人的內心要求和現實生活需要。所以，在增加工資福利、改善工作環境之外，還要提供學習機會和發展機會，讓員工在工作的過程中形成學習的能力、向上發展的能力和自我保護的能力，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充分的尊重。讓他們感受到這份工作是體面的有尊嚴的工作。這樣，員工的心暖了，自然不會隨意“跳槽”，員工的流失率下降了，滿意度增加了，生產率和產品質量自然就提高了。這是用錢買不到的，而是用心來做的。

不過，如果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不做根本性的變革，僅有企業的努力是無法把工人從流動的勞動者變成穩定的勞動者的，所以國家要徹底廢除基于社會排斥而建立的戶籍制度，以及這個制度所包含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公民權利、政治權利上的不平等，給每個公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使公民實現在國境內自由遷徙和居住的權利。讓外來工享有與城里人同樣的國民待遇，即平等的政治民主權利，改變農民工身份轉換滯後于職業轉換的現狀，使外來工真正實現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民到市民的徹底轉換，才能使工人穩定下來。

(作者為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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