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 向失敗者致敬


“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本刊記者  黃廣明    實習記者  翁倩    發自香港

1949年1月，應美君，一位24歲的江南少婦，抱著一個嬰兒離開家鄉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車。她的目的地是廣州，那里，丈夫龍槐生帶領一支國軍憲兵隊，駐守天河機場。

戰亂時期的火車擁塞不堪，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走道上人貼著人。火車走走停停，一會兒煤燒光了，一會兒前面鐵軌被撬。就在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車小解的女人正欲回來，火車卻已啟動。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車廂里大哭找媽媽，但誰也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應美君深受觸動，想到車里已有好幾個孩子、老人暴斃，臨時決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車，將懷里的嬰兒交給鄉下的奶奶。她忍痛離開孩子，來到廣州。

在廣州半年，應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回到衡山，決心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孩子卻躲在奶奶後面，死活不肯跟這個陌生的女人走。

火車站里，最後的時刻到來了。人山人海，應美君心亂如麻，伸手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舍不得，眼看火車就要開了，趁機說，“那……孩子還是留下來比較好吧？”

向來果敢的應美君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汽笛聲響起，火車要動了。應美君松開了手。

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應美君與丈夫龍槐生後來隨戰敗的國民黨軍隊來到台灣，生下了女兒，名叫“應台”，“龍應台”這個名字，將父親、母親與台灣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龍應台說。“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灣、香港、大陸、海外，也不管人家怎麼稱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陸人、華僑，幾乎每個華人的家族，都有個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學陸佑堂名流薈萃、老少咸集，龍應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發式暨演講會在此舉行。“1949是個大分水嶺，決定了現代中國，以至香港、台灣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現在的一切，都是從60年前開始的。如果要在20世紀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會挑1949。”龍應台說。

創作初衷始于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紀一個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牆崩塌，龍應台正好在德國，親歷了歷史現場。分裂40年的東、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東西陣營的分裂與和解，我想到它們和中國的分裂是一個平行的歷史。我看到歐洲人怎麼在大歷史當中存在，也看到了他們對待大歷史的態度，于是動念想把中國的1949年搞個清楚。”

但直到1999年，龍應台才開始有計劃地收集史料。沒過多久，馬英九來找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公務員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親去世，隨後母親也失憶了，她開始有緊迫感，感覺歷史的門在一扇一扇關上。于是，2008年開始，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龍應台“閉關”400天，並親自去大陸的大江南北、台灣的大街小巷，走訪日漸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兩岸分裂60年的大歷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過個人小歷史導讀大時代。

這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在海外，有人聽說龍應台寫1949，第一個反應就是：對啊，建國60周年啊。龍應台聽到這樣的反應就愣了──那個題目很多人寫。我這本書不是關于勝利者，而是關于失敗者。關于他們在1949年前後的故事。這些失敗者，東北的、山東的、河南的、廣東的、香港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人生的太陽剛剛起來，帶著日出夢想的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戰爭機器犧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島、逃到越南、逃到緬甸，最後匯集到了台灣這個小島。

同一時代，台灣這個小島，有另外的20萬年輕人，被日本巨大的國家機器，像絞肉機一樣送到南洋去，沒死的人就又回到這個小島。

這正是龍應台寫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戰性的部分，她原本將目光鎖定在1949年大陸來台人員，但在寫作中卻發現當年600萬本地人的傷痛，甚至比200萬(一說120萬)大陸人的傷痛更深。這兩個群體60年來一直沒有正視過對方傷痛最深層的部分，因此齟齬不斷。

于是，龍應台筆下，對國民黨士兵的傷痛，與台籍日本兵的傷痛，甚至日軍個體、納粹德國軍隊個體的傷痛，一視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萬箭穿心”的准備，但是，她依然對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對她而言，文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國共斗爭史，而是家族流離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敗，而是小人物的掙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歷史檔案，而是複雜深刻的人性。

人，是龍應台最終極的關注。“即使我最大塊的文章，屬于國家大事、天下興亡的那種文章，你也會看到我敘事的方法，最後它總有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最深的關切。”龍應台曾說。“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很可能有負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個回不來的青春，而且絕對無法償還。”

對此，台灣作家楊照詮釋道，對于真正活過1949年亂局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痛苦，絕對不是打仗中誰贏誰輸，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與環境的關系，自己為什麼在這里，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明天又會去哪里，要做什麼樣的事。今天的“國軍”打了一場敗仗，明天就變成了“共軍”，回過頭來打“國軍”。今天田里的小莊稼漢，明天就被綁上了船，送到遙遠的地方，幫助綁架他的人打仗，對抗對面他完全不認識的人。

龍應台深切地叮囑次子菲利普，“你跟我這樣的後生者，惟一能夠為那個極其殘酷的時代所做的，就是給他們一個靜止的時刻，拋開所有你以為重要的事情，用最謙卑、最柔軟、最慈悲的心，聽吧。”

“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  致敬。”


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



──對話龍應台  


我在叢林里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為什麼要向失敗者致敬


人物周刊：這本書的主題在一開始就指明了，是向失敗者致敬。這個失敗者是從什麼角度來說的？又為什麼要致敬？

龍應台：一開始，我只是帶著一個模糊的、想要認識1949的概念開始入手，並不知道要找什麼、能找到什麼、找到以後會從哪里出來、出不出得來。一直寫到最後，寫到95%、98%，才有了這個核心的概念。這是我一直在摸索，到最後出現的東西。

人物周刊：創作之初你完全沒想到會鋪得這麼開？

龍應台：這次寫作算是一個探險之旅吧。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失敗者”，就是“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

龍應台：原來出發的時候，我想象書的內容主要是以我父母為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們那一代失敗的國軍。

一開始寫，我馬上就發現，我想要了解那200萬人到台灣後受到的撞擊，不可能只了解他們那一邊，因為在地有600萬人。

這600萬人，之前50年的時間，所受的全部教育、所處的全部環境都是以為天皇戰死為榮的，他們這樣經歷了幾代，突然進來了200萬人，也許這些人對600萬本地人的撞擊和改變更大。

哪怕是現在，有難民來到自己的地方，反對的聲音、燒殺擄掠到處都在發生。可是從1945到1949，我所了解的主流歷史敘述中，這樣的事只有一件，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為了了解那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就決定往前走，往前走才能真正了解1949。這就決定了這本書後來的走向。

寫到最後，我想，涵蓋了這200萬人和600萬人共同命運的，到底是什麼呢？向流離者致敬或向戰敗者致敬，都只涵蓋了一部分。到最後，才發展出扉頁上所寫的主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敗者”致敬。

那200萬到台灣的人是被內戰這個機器絞出來的失敗者；台灣的20萬子弟被送到南洋，是為日本那個國家機器打仗、體無完膚的失敗者；台灣本地的600萬人過了50年沒有選擇的殖民生活，當然也是失敗者。

為什麼說致敬？以我的家族史來說，我們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陸以外，在台灣生長的這4個兄弟姐妹中(其中一個是在海南島逃難時所生，在台灣長大)，有3個博士和一個大學生，現在一個是土木工程師、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醫院院長。以我們的父母親60年前的狀況來說，母親在高雄滿是難民的碼頭上岸，找不到丈夫，帶著個嬰兒，以在菜市場擺個攤子為起點，到60年後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麼事情、是怎麼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這樣的家庭為出發點。 

你再看台灣整個社會的發展，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60年前，他們被戰爭機器碾壓、失敗了的話，他們也許不會有機會去思考價值問題，可能還在走原來那個國家大、集體大、勝利大的老路。正是因為在那一套價值里他們整個被打垮了，在後來的60年里，才會追求另外一套價值、另外一個方向，朝一個更柔軟、更個人、更文明的方向走。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當初失敗了我反而更高興。這是我寫到最後才慢慢浮現出主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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