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開會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圓滿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讚揚沒有不高度的，人心沒有不鼓舞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過程沒有不順利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完成沒有不超額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接見沒有不親切的，中日沒有不友好的，中美沒有不合作的，交涉沒有不嚴正的，會談沒有不圓滿的」。
這個版本繁多、題為〈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最新發現〉帖子，是兩個星期來貓在內地網站前除了京奧以外的最大樂趣。不妨一猜，下星期一晚上的《新聞聯播》大抵也會是這個口徑——我說的是官方傳媒總結北京奧運的修辭造句——「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於八月二十四日圓滿閉幕。本屆奧運會過程順利，獲得參加比賽的各國運動員、教練員及觀眾的高度讚揚」。
毋庸置疑，北京奧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除了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還會加上一個頭銜﹕「新生的體育霸主」。可不是嗎，奧運八月八日開始，中國一路清風送爽，在獎牌表上從未排過第二，永遠在美國之前。儘管有人說三道四，暗捅京奧組委控制賽程，把跳水賽割裂得支離破碎分為好幾天，舉重也作如是安排，卻把游泳項目三上五下二都賽完，為的是要及早掌握美國的金牌大戶走勢，也令自己每天都有金牌可拿。這些閒言閒語每屆奧運亞運都有，體育迷大概還記得，一九八六年漢城亞運，韓國一夜之間幾乎包辦了當屆新設立的跆拳道比賽全部金牌，卻陰差陽錯不知怎樣輸了一枚給伊朗，最後宿命地以一面金牌之差在獎牌表敗於中國手下。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蘇聯本來已穩是美國杯葛下的獨家大贏家，但禁不住金癢難熬，在女子體操讓裁判出手，把羅馬尼亞的歌曼妮絲捺了下去。金牌與金錢一樣，多乎哉？不多也。然而，相比於南韓於一九八六年的巧取，一九八○年蘇聯人的豪奪，中國這回大方得體多了。
如何評價北京奧運，當然不是幾句黨八股便能以偏概全，雖然有傳媒說中國是現代奧運史上拿金牌最多的主辦國，全然無視於蘇聯在一九八○年和美國在一九八四年拿了八十多金，然而這種要當天下第一的心理已在神州大地迅速膨脹。半官方的中通社前兩天發表一篇文章，指出金牌大戶並非體育強國，明顯是降溫之舉，原因很簡單，在中國隊打勝仗後年輕人湧到天安門廣場吶喊「中國萬歲」的民族主義高漲年代，民間的期望永遠走在現實之前，這屆當了總冠軍，下屆若交不出一張像樣的成績單，高山跌進深谷的反彈肯定強烈。本屆奧運，從體育比賽來說，中國是不容爭辯的總冠軍，金牌遍地開花，游泳田徑稍差一點，但也出現突破，傳統強項體操跳水舉重乒乓羽球該勝的都勝出，下屆倫敦奧運只要不重演一九八四年和八八年兩屆奧運的高開低收先揚後挫，大家放心，中國還是可以繼續當體壇老大的。
北京奧運是亞洲國家第三次主辦奧運，很容易讓人把北京奧運與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和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相比。除了體育成果，北京奧運帶來的成就（achievement）以及精神財富（legacy）會是些什麼，這是一個饒有意思的質疑。
北京奧運的成就和精神財富是中共的管治得到進一步鞏固，在人民心目中的不可替代地位更上一層樓。從平安奧運到金牌大戶，無一不是中共高層念茲在茲的目標，準確一點說，北京奧運其實是中共高度控制下的一次電腦臨界核彈試爆——把所有可變元素資源全部精確掌握，控制一切可能對京奧造成傷害的負面因素。北京奧運開幕後不久，不少記者說每天聽到工作人員說得最多的話是this way please，在A點應該如何去B點，每走一步都在方案裏巨細無遺早就安排好了；不止在一個鏡頭裏看到，運動員拿了金牌走到旁邊觀眾席與親人教練員擁抱，只要一分鐘，伴隨在側的禮儀小姐就會伸出手請運動員回去休息區；男子十公里競走決賽，一個運動員衝線後累極躺在地上，十五秒後旁邊馬上走出三個人把他摻扶走。這些緊密的安排反映出來的是仔細到極點的方案，相信只有美國總統的行程才能像這樣具體到以分鐘為單位。
中共對北京奧運的絕不能輸心態，香港市民看過習近平在港向一眾特區高官訓話奧馬已一清二楚，即便是當年猶在獨裁年代的漢城奧運也自嘆不如，除了不能早就決定能拿多少金牌，無遠弗屆的國家機器完全掌控其餘所有，這種硬件技術肯定成為日後舉辦夏季冬季奧運所有城市雖艷羨卻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交通擠塞控制住了，空氣污染控制住了，運動員禁藥控制住了（北京應該後悔讓香港協辦馬術，否則連馬匹服藥也能控制不發生），治安控制住了，示威者控制住了，連恐怖分子也似乎控制住了。這種既廣袤且縱深的治術是今天沒有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國家所能擁有的，美國行嗎（擔保有人告將官裏投訴妨害人身自由），英國行嗎（高傲的英國人怎會聽你黃面孔官員的安排），俄羅斯行嗎（恐怖分子說來就來幹嗎會理你），日本行嗎（也講究集體意識的另一國度也許有點可能），但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唯獨中國可以把從人類到死物從朋友到敵人都在這十幾天之間都給控制住。
能夠做到這些，絕非三天兩夜急忙而就，六十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幾億人過的便是這種日子，表面看來雜亂無章，裡子實是有着一套行之已久的制度決定一切﹕領導人到地方視察，官員一聲令下，幾天之內娼妓沒了劫匪沒了晾衣架沒了連巷口趟開肚皮打瞌睡的大叔都沒了；尼克遜一九七一年寒風凛烈下訪問中國，覺得最奇妙的是從機場進北京城路上的積雪不知什麼時候掃清光，基辛格最不解的是會談期間竟是周恩來批示翌日見報的《人民日報》社論。北京奧運反映出的是中共管治的正常一面，林妙可樣子可愛就站在台前，楊沛宜掉了牙齒光發聲就可以；天氣不好，播出的開幕式電視畫面用上早就做好的電腦煙花效果，沒什麼大不了。這些都源於一句話﹕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楊沛宜說她不介意，電視觀眾認為只要好看電腦也無妨，十幾天奧運大家的一點點不方便是大我與小我的辯證關係。
西方社會價值講究個人自由，北京奧運和這套看法很不一樣，這不能說哪方有問題，西方是個人高於集體，中國是集體高於個人，體制決定了價值，存在決定了意識，爭論兩套政治制度和文化孰優孰劣在北京奧運的框架下是沒有意義的。在要成功主辦一次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雙豐收的奧運會前提裏，中共治下的集體主義顯現了它的制度在某一特定時空的可操作性；北京奧運成功落幕，令十三億人民更加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必然，也更信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辦好奧運會，中共的管治合法性又比八月八日前進一步得到更多人認同。
正因為這樣，所以程菲在體操單項落敗後淚濕戰衣、劉翔受傷後自行決定退出比賽是那樣的彌足珍貴；制度不能控制一個二十歲女孩的情感，也不能控制一個二十五歲大男孩的退戰決定。這兩個北京奧運裏難得的人性光輝時刻，將永遠留在我心中。
文﹕安裕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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